张自忠（1891～1940，山东临清人，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）

“吾一日不死，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；敌一日不去，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。”

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。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，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，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，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：“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（为国牺牲）向北迈进。以后公私，均请我弟负责。从现在起，以后或暂别或永离，不得而知。”

李家钰（1890～1944，四川蒲江人，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）

“男儿欲报国恩重，死到沙场是善终！”

1941年2月，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，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。1944年5月21日，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左右冲突，卒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。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，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，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。

郝梦龄（1898～1937，河北藁城人，时任第9军军长）

“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，只有牺牲。此谓我死国活，我活国死。”

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，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。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，他亲自到前线督战，告诫官兵，“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，决不先退。我若是先退，你们不管是谁，都可以枪毙我！你们不管是谁，只要后退一步，我立即枪毙他。”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。

唐淮源（1886～1941，云南江川人，时任第三军军长）

“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，没有被俘的军师长，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。”

1941年3月，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，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：“现情况险恶，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，均应下最大决心，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，以存天地之正气。”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。唐淮源则被困悬山，三次突围受挫，伤亡惨重，弹尽粮绝，即于大雨滂沱之中，遣去左右，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。

佟麟阁（1892～1937，河北高阳人，时任29军副军长）

“衅将不免，吾辈首当其冲，战死者荣，偷生者辱，荣辱系于一人者轻，而系于国家者重。”

南苑之战爆发前夕，宋哲元已经下令，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，佟麟阁应首先撤离，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，称父亲病重，佟执意不撤，回信道“大敌当前，此移孝作忠之时，我不能亲奉汤药，请代供子职，孝敬双亲。”并诏所部曰：“此杀敌报国时也！”后终于以身殉国。

赵登禹（1898～1937，山东菏泽人，时任29军132师师长）

“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，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，只是老母年高，请副军长予以照顾。”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赵登禹率部北上。7月28日晨，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，赵右臂中弹负伤，部属劝其退出战斗，执意不肯。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，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，壮烈殉国。这是临死前让部属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。

王铭章（1893～1938，四川新都人，时任第122师师长）

”17日晚，我援军尚未到，敌大部队冲入城，即督所留部队，与敌作最后血战。”

1838年春，日军猛攻鲁南藤县，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，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，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，也随时准备封闭，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。后日军重炮轰城，该师5000余人阵亡。王铭章向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，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。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。

戴安澜（1904～1942，安徽无为人，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）

“现孤军奋斗，决心全部牺牲，以报国家养育！为国战死，事极光荣。”

1942年初，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。在东瓜保卫战前，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，戴安澜号令全军：“虽战至一兵一卒，也必死守东瓜。”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，掩护了英军的撤退，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。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，终年38岁。

阚维雍（1900～1944，广西柳州人，时任31军131师师长）

“千万头颅共一心，岂肯苟全惜此身，人死留名豹留皮，断头不做降将军！”

1944年，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。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，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，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，双方损失惨重。日军使用了毒气，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。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，奋勇逆袭夺回阵地。后桂林陷落，阚维雍自杀殉国。

饶国华（1894～1937，四川资阳人，时任川军145师师长）

“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，我们要为国争光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！”

背景：1937年11月，145师师长饶国华受命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，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，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。但孤军奋战，几被全歼，广德失守。遂挥泪写下绝命书，称“驱敌出境，复我国魂！今自决于城，虽死无恨。”然后开枪自戕，慷慨成仁。